我今年97岁，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74年。回顾过往，我19岁时心中坚定的信念——我的生命应服务于人民——一直伴随我左右。

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熏陶下，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虽然遵从父母意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学习医预科，但当时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京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积极参与街头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解放区来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帮助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并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。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意义非凡，自由的空气中充满了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转变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成为团队的骨干。面对多数未经专业训练的队员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的困难，我耐心细致地一一纠正。大家认为我“挺明白”，便让我负责打拍子，就这样，我阴差阳错地开始了指挥生涯，这完全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。

文工团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中聆听乡亲们朴实真诚的歌声，我深受触动，深刻意识到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并非有人刻意教导我该树立何种人生观，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源于人民，理应服务于人民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之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里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研读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，欣赏演出，竭尽所能地吸收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当时年仅33岁的我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我今天的成长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毫无保留地将所学回馈人民，用专业所长报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调任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用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自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起，每场歌剧开演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，并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样一件小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就此止步。歌剧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位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该努力推动国家文化朝着更健康、更有活力、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发展。

这些年来，许多人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因为我年过九旬仍坚守在指挥一线。我只是认为，认准了该做的事情，就会尽全力去完成。

我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有人问我是否害怕，我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病来了就积极治疗，如果是无法避免的，就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都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授课，讲授指挥。周围的人总是问我累不累。一天7个小时的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将这份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官是其中的统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要有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与生命赛跑、与时间赛跑，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自从19岁参加革命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践行了一辈子。

我一直认为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相伴，便永远充满活力。我这一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一点绵薄之力。

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，别无他愿，唯独非常珍惜每一次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、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本文作者为著名指挥家，由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